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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19陈来主编：《北大哲学门·张岱年卷》，第49页。此生生之理与仁的关系也被王阳明所继承，他讲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12】。

站在中华文明的哲理的角度，今天应该如何看待道、看待理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人人都承认的道理呢?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人，如果不崇奉强权，究竟该如何讲道理呢?可以回到中华文明的基本原理，做具体观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他们至公无私，不是站在自己的小我的立场思考问题，而是从大我出发，思考全人类的普遍问题。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过于激烈，毫无调和的余地，势必同归于尽。这时的朱熹比较在乎对圆融的理一的直接把握。

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赵金刚，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著有《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从历史世界到思想世界》。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经验世界在被筛选之后以人、事、物的方式固化在书写文献之中。

两个并行的哲学史叙述框架一方面体现了哲学进入中国带来的思想碰撞和规范融合，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中国思想始终保持的与源自西方的哲学规范的差异性。《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两个在时间上跨度极大的思想传统中蕴含的丰富内容都获得了独特的当代性。持续当代化的可能性是经典性的基础，经典提出的问题都曾经是前沿问题，都具有那个时代的当代性，但只有被当代问题重新激活才具有这个时代的当代性。

这一思想方法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面相，由此可以说明中国思想何以始终与经验保持紧密的互相激生的关系。与之相对，来自西方的哲学——特别是以认知科学与技术进展为基本内容的技术性的哲学刻画——似乎与当下中国已经现代化境况的契合度更高。

恒久之道与具体之事是互文互现的，将经典性、当下性与历史性统一起来。经典中所见的事件中的人和具体场景，相对于被预设了的历史意义就是隐匿和次要的，甚至经典文本的字面含义都可能成为我们理解和探究历史性价值的障碍与遮蔽。在古代中国的语境中，每一个时代都以当下经验的方式激活对经典的理解，绍述先王而成时代之序、当下之事。即事言理的表达策略体现了中国思想始终植根于具体情境的特征，也凸显了对事与势的变（transformation）的过程性描述的关切，而非对象化的固定结构分析。

这些历史事件被不断地述说和阐释，让每一个历史事件和想象场景都被拉入阐释者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之中，意义的拓展让历史成为敞开的理解空间。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经验——具体的事与事中的人——成为跨越时空的哲学思辨的共通基础。被固化在书写之中的具体经验一方面是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则是被书写构造出来的经验场景。

当然，这一抽象的技术是可以被反复运用的，直至将具体经验抽象为某些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从具体的知识到对世界结构的理解方式，乃至对个体价值和社会生活的体验都与传统经典世界有显而易见的差异和断裂。筛选即疏离，强调规范性的代价是表达的丰富性和思想经验的整全性。

结语我们从哲学在中国的哲学史底色这一学科史的事实出发，尝试说明哲学史在确立学科规范的同时可能疏离了经典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双重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独特思想方法与哲学的规范性对立起来了。进而言之，这里的中国性就不是与哲学的原初属性相异的例外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特性，而是从经典积累的精神关切和思想方法中朝向共通的生活经验和日常世界的哲学实践。对于阅读者而言，从经典言辩的事中得到的理，又可以在其自身将要展开的行动经验中得到落实和验证。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要尝试开展一次关于哲学方法的创新，用前所未见的方法来展现并激活源自传统的中国性。需要强调的是，面对具体的经验以及人在其中的置身性，展开理解而非判断，进行试探而非验证的态度，并不是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彰显了这一视角的普遍性。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哲学的规范性与中国的思想方法、经典意识结合起来，在面向中国经验和精神生活的语境中理解中国哲学的方法论特征。

从行动的描述到具体的行动，这一以事的描述与理的体悟为中介的行动的迂回（detour）可以被视作中国传统思想经典的经典性的内涵。对经验的哲学刻画是一种有技巧的抽象，清晰地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某些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中的具体事件的运行机制是什么。

因此，看似零碎的断烂朝报对于每一个时代而言都是具有当代性的。一事必有一理，人只有在事中才能看到理的显现，对这一显现的认识和体悟就是人贴近作为世界奠基的道的关键方法。

具体到中国，在经史互通互质的传统中，传统中国的思想家对于历史的理解是具有超越性的，文明的整体性和其根本之道的内在一贯性既是被预设了的，也体现在不同时代的人对经典之道的体认和践行之中。来自西方的哲学规范和问题框架将在历史世界中发生的、朝向恒久之道的经典世界转变为思想文本，将在场景化具体经验中展开事物之理的表述策略转变为概念与范畴的抽取，二者的理论后果是以哲学史为底色的中国哲学可能既疏离了经典中隽永的经验世界，也脱离了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当下经验。

其次，以独特历史意识为根基的经典性是在思想意义上贯通不同时代的线索，也是以文本的形式保证精神生活连续性的载体。不同时代发生的各自相异的具体的事可能会因为指向同一个理而成为跨越时空的押韵和重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历史为什么是重复的。其原因是哲学反思的目标并不是拷问并固化对外在对象的认识，而是在鲜活的经验中不断试探最合宜的可能性。毋庸讳言，作为中国哲学学科底色的哲学史方法让哲学研究越来越指向不同思想文本的技术性解读，日渐精细的概念式文本分析与不断丰富的社会思想史叙述进一步强化了研究规范的技术性。

被简化为人生智慧和行动规则且具有高度日常化特征的中国哲学虽然在主题内容和问题关切上与西方哲学有很大差异，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中西哲学似乎都被高度的规范性和技术性统摄在职业学术之下，中西哲学之间在主题上的对比所造成的张力正在以奇妙的方式被缓解。从经典文献的视角看，理在事中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历史性设定，具体的事在时间中组成的经验世界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人文世界。

这些理是经验被理解和组织起来的秩序性结构，也是基于对理的认识展开行动的规范性要求。从思想史上看，即事言理这一说法的提出是针对虚言空谈、离事言理，这个语境中的事更多的是指生活中的事务与实效，由此，我们虽然借用了即事言理的说法，但仍需作一些新的阐释。

具体的经验为哲学反思奠基，成为哲学思考的原材料和起点。面向历史化和经典化的经验形成的理解又成为行为的规则，从而让各种可能性收束为新的现实经验。

进而言之，历史中不断涌现的事从本原的意义上都是恒久不变的道的反复显现，从认识意义上则是不同事件中的人体悟和贴近恒久之道的通路。这一双线并行的哲学史建构过程不仅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哲学术语体系、学术规范和问题意识，也成为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规范性要求的真正载体。哲学在中国的建构是以哲学史的方式完成的——在中国语境中的当代哲学与传统思想的断裂中。在当下的直接经验中，文本中的概念与范畴似乎是一些生活历史的遗迹和传统思想的余烬，基于传统思想文本意涵的讨论也无法激生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解与反思。

卡西尔强调，历史之为历史，就其乃一精神性之事实而言，并不单纯地是时间上彼此交替取代的一些事件之顺序。作为中国哲学方法和表达策略的即事言理如果将经验与经典联结起来，那么重返当下经验世界来推动具有中国性的哲学理论就是有可能的。

正如葛瑞汉所说，中国哲学思考是以‘道而不是‘真为中心……在墨家关于鬼神的讨论中，问题不在于鬼神的存在是否真实，而是在于区别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上，这样或那样处置鬼神在社会上是否适当。哲学史作为中国哲学的底色是无需争议的事实，它有两个特殊的背景：哲学与中国之间原生意义上的异质性，以及哲学学科建构的历史情境。

我们不否认哲学史底色对于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规范性建构起到的奠基性作用，但也不能否认过分强调哲学史叙述的规范性和技术性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些理不仅可以通过历史事件体现出来，也可以在智识实践被构建出来的语境中被呈现出来。